[1] 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参见Kennedy（1987）。

[2] 参见Maddison（1982）。

[3] Kindleberger在1973年运用这一理论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Kindle-berger在1988年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归纳和提炼。

[4] 例如，参见Kirshner（1996）。

[5] 凯恩斯在其巨著《货币论》中使用了这个令人过目不忘的说法（Keynes 1930）。World Bank（2013）区分了“金融全球化”的三个时代，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

[6] 参见Gilbert（1968）和McKinnon（1996，2010）。

[7] 最近一个例子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如巴西财政部长蒙特加）先是抱怨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其货币和金融市场施加了“不当”的上行压力；接着又抱怨美联储逐步放缓资产收购、引导利率水平正常化的政策削弱了新兴市场的货币，并认为这些政策引发了发展中国家资产价格的剧烈下跌。

[8] 当然，对于权力过渡将于哪个时点发生，目前并无共识。

[9] 参见Arvind Subramanian（Subramanian 2011;Subramanian和Kessler（2013）。

[10] 参见Krugman（1980，1984）；Matsuyama，Kiyotaki和Matsui（1993）；Zhou（1997）；以及Rey（2001）。

[11] 基数客户群：Installed Base。在此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例子包括Farrell和Saloner（1986）以及Greenstein（1993），尽管产品有很大差别。Shy（2010）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文献检索。

[12] 在正文中，我们强调了使用领先的经济大国货币在经济方面的优势。相应地，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对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也拥有了经济上的影响力。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主导经济大国还拥有战略、外交或者军事方面的优势，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认为，主要以这个国家的货币开展国际交易符合本国的战略、外交、军事以及政治利益。因而，这个领先的经济大国可能进而拥有政治影响力来鼓励这种做法。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历史背景时探讨了这些观点（前面也已有所暗示）。其他一些作者也对此进行过探讨，包括Kindleberger（1970）、Strange（1971，1988）、Kirschner（1995）、Williamson（2012），以及Cohen（2015）。

[13]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Arthur（1989），这也是迄今为止关于此观点最有影响力的论述。

[14] 除分散式决策外，召开国际会议也是一种决策方式，各国政府可以在国际会议上就某项共同的新标准达成一致，就像1944年夏天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那样。原则上，国际会议可以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场所。但实际上，此类会议相对比较罕见，尽管历史上也有几个例子，如1867年的巴黎会议（目的是为协同转向普遍实施金本位打下基础）。每个成功的布雷顿森林式的会议背后，都有许多个不成功的国际会议。只有当某个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有能力强迫其他国家接受时，就像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会议往往才能达成协议。更宽泛地来说，战略、外交以及军事上的影响力可以促使数量足够多的国家从一套国际货币标准转向另一套标准（反之亦然，即抵制这种转向）。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此方面的各种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法国和德国势力范围内的种种情形、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区域货币集团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镑区的长期存续。

[15] Farhi与Maggiori（2016）是一个例外，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简单模型，并研究了多种情景下储备资产的全球供应和需求，包括霸权世界的情形和多极化世界的情形。

[16] Lindert（1969）这部有影响力的大作将在第二章进一步讨论。

[17] 即使是COFER数据库也并不完美，因为一些国家并不向IMF报告其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例如，中国在2015年下半年之前都没有报告过其外汇储备币种构成，参见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cofer/eng/。关于COFER数据库及其局限，第七章将进一步阐述。

[18] 相关证据见第二章。

[19] 图中份额加总为101%，原书如此，疑为四舍五入后求和。——译者注

[20] “新观点”这个词最早出现于Frankel（2011）对国际货币竞争的分析之中。

[21] 例如，参见Clark（2003）、Farrell和Klemperer（2007）。

[22] 参见David和Bunn（1988，170）。也可以参见Braunstein和White（1985）、Crandall和Flamm（1989），以及David和Greenstein（1990）。

[23] 与之密切相关的一场辩论，可以参见David（1985）以及Liebowitz和Margolis（1990）。

[24] 近期关于外汇市场的历史研究显示，有证据表明早期的外汇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许多不同种类的货币都有能力提供市场所需的流动性。相关例证包括Suzuki就所谓“外汇银行”在处理“白银风险”时发挥作用的研究（Suzuki 2012）；以及Jobst关于中央银行将远期外汇市场干预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研究（Jobst 2009）。

[25] Flandreau和Jobst（2009）。

[26] 这两个问题的区别已在理论文献中得到承认，例如，参见Portes与Rey（1998）。但是本书所关心的问题是，哪个体系是现实存在的。

[27] 见de Cecco（1984）以及本书第二章的结论。

[28] Stefano Ugolini（2016）提出了关于这一效应的最新系统性实证证据。

[29] Obstfeld和Rogoff（2011）讨论了支持和反对这一假设的若干案例。

[30] 特里芬最初的想法强调，领先国家无法无限期地满足全世界的流动性需要，因为其外部负债最终将会大大超出其黄金储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价格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下，这会引发突如其来的黄金挤兑（见Triffin 1960，1964）。美元黄金的固定价格取消之后，21世纪的特里芬难题发生了演变，强调的是领先国家的外部负债（常常表现为政府债券的形式）将最终超过该国财政和偿债能力（Obstfeld 2013）。

[31] 参见Gourinchas和Rey（2007）。

[32] 我们也对相关学术文章提供了注释和索引，以便读者知晓可以在哪里找到这些理论化模型，就像本章前面的做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