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货币发行国已经失去其经济、财政和政治上的强大实力，其货币仍然能够持续在国际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可能会推导出令人不快的政策内涵。马塞洛·德西科（Marcello de Cecco）指出，1913年之前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对衰落，但世界经济仍以英镑为中心，这两个因素是导致出现金融紧张局势和失衡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27]随着英国经济步入成熟期，其他国家经济增速超过英国，英国市场已不足以容纳这些国家的廉价商品。而英国的资金出借——无论是反周期借贷还是其他也不足以稳定全球货币和金融条件。英格兰银行已经不再拥有必要的经济金融手段来指挥这场国际交响乐。[28]

同样地，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记述中指出，大萧条肇始于世界经济对英镑和伦敦的持续依赖，但赋予英镑和伦敦卓越地位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且英国已失去稳定全球体系的能力。同样地，尽管美国在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日渐萎缩，但是其他人仍将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失衡及此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归咎于全球对美国提供国际流动性的依赖。美国大规模提供安全和流动性资产的能力下降了，导致其用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滥竽充数，而事实证明这些证券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并不像其所标榜得那么好。[29]国际货币体系的周期脆弱性、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是长期困扰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两个问题，以上观点提供了一种理解这些问题的视角。

但是，如果在一个时点可以同时存在多种重要的国际货币，从多个渠道提供国际流动性，那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结构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结构能够更好地相互匹配。如果国际货币地位不是一种天然垄断，不会产生强大的回报递增效应并导致出现锁定，那么其他国家就无须依赖一个发展成熟、增长缓慢、相对衰落的经济体，将其作为满足流动性需求的唯一渠道。这样一来，21世纪版本的特里芬难题——相对成熟、增长缓慢的经济体无法仅依靠一己之力来无限期地满足世界经济的流动性需要，可以通过由其他国家分担提供国际流动性的方式得到解决。[30]至于反周期借贷和紧急借贷，世界也就无须完全依赖一家中央银行与一国政府的决断和善意。如果作为传统紧急流动性援助来源的中央银行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拒绝再次提供帮助，那么其他有财力的国家就可以进行干预。

上述观点认为，一个存在多种重要国际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能够稳定运行。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担忧，即主要货币间汇率波动会非常剧烈、非常不稳定并因此产生危险。因为存在多个流动性市场，中央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可以迅速改变其投资组合。在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他们就可大量抛售其外国资产中的某种货币，将其转换为其他货币。于是，很小的外部冲击乃至某则微不足道的消息都可能导致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对其经济运行以及与其关联密切的其他小国的经济运行造成影响。这种危险是否真实、迫切存在，会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历史应该可以为这些问题指明方向。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更准确，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对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收益分析，这种收益有时又被称为“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当一国货币在跨境交易中广泛使用时，对该货币的需求会比正常需求更大。货币发行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发行以其货币计价的债券，为其财政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货币发行国还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动保险：当世界经济遭遇严重负面冲击时，投资人会涌向其金融市场，因为在金融危机中没有什么比流动性更加宝贵。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这种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美国是次贷危机发源地，是雷曼兄弟公司的所在国，但投资者仍然涌向美元，美元因此对其他货币走强。

法国人为这种美国独享国际货币地位收益的状况发明了一个称谓：“过分的特权”。[31]但是，如果多种国际货币可以同时存在，那么即使存在这种收益，它也将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分配，而不会由美国一家独享。

本书的内容：通过全新数据揭示国际货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第二章中，我们简要勾勒了本书的背景，描述了公司、银行和政府持有外汇余额（存放于外国金融中心的、以外国货币计价的银行存款和证券）做法的缘起，以及从19世纪晚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货币和金融市场的整体轮廓。接着，第三章讲述了故事的下一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20世纪20年代初，从1910年哲基尔岛会议为成立美联储及美元国际化进程打下基础，到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各方就转向以外汇为基础的货币和金融体系达成一致。

第四章至第六章提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储备货币的新证据、同时期贸易融资活动所使用的货币情况以及长期国际投资中使用的媒介货币情况。这一部分是支持“新观点”的核心证据。

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是现代国际货币的故事。第七章描述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1世纪初不同国家的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重要性的相对变化，举例说明了网络递增回报效应、源自其他因素的持续性（如习惯和传统）以及储备货币发行国政策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发生着变化。第八章和第九章举了两个能够为未来指明方向的例子。第八章重点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国持有英镑作为外汇结存的情况，以及英国政府为管控其影响力逐渐衰落的国际货币所付出的努力。第九章讨论了日元试图成为国际货币的失败经历。它研究了日本当局努力推动日元国际化的尝试并讨论了为何这些尝试以失败告终。

这两则案例研究间接地回应了以下两个问题：欧元区和中国能否成功使其货币国际化？欧元和人民币是否可能成为美元旗鼓相当的对手？它们也提出了以下问题：关于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历史能给我们提供哪些答案？美国应当如何应对竞争对手的崛起，又应当如何管控美元国际主导地位逐步丧失的情况？我们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两章也分别研究了欧元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景。

第十二章总结研究了欧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对美元与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

下面，我们将综合运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证据，或者说是结合了叙事性分析和数量经济学分析。经济学理论是我们分析的基础，并指引了我们分析的方向，这一点从本章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但是我们是以叙事的方式来陈述我们的理论（而非通过大量细节加以解释说明），以使我们的分析能够为更多读者所接受。[32]我们也认识到证据是有局限的，这使得我们无法就某些问题得出确切结论。例如，在论证多种国际货币可以共存时，我们可以援引不同时期、不同国际货币体系的例子：金本位、战间期的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布雷顿森林时期。相反，在试图论证国际货币和金融主导权的持续性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述时，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事实的限制，因为当代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仅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即从英镑转向美元。而这一转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在许多方面都极为特殊。然而，重要历史事件总是特殊的。我们的论点是否具备说服力，能否推而广之，则需要交由读者来判断。